有研究者径直从成语“不毛之地”，获得所谓“毛”与“草”的同义解释。他们认为，粤语方言词“皮草”中的“草”，就是“不毛之地”中的“毛”，“草”和“毛”是同义语素。“不毛之地”指的是连草都不长的地方，反过来，“皮草”指的就是“皮毛”。还有人考证说，在旧上海租界，有一些俄罗斯的犹太人在此开设毛皮店，那时的皮衣原料，多以野生动物为主，价格非常昂贵。一件黄狼皮短衣就要花费五根金条，能够成交的货品数量并不是很多。且上海的气温不是特别冷，冬季短夏季时间较长，所以到了夏天这些毛皮店又添置一些草席来售卖，随后就将店名改成了“皮草店”。后来，这些店主都曾迁店至香港等地，“皮草公司”的名号也随之传入广东沿海各地，当地人并不知道“皮草”的本义，逐渐将其用于毛皮衣装货品的统称了。

    应当说，上述这两种解释有一定的依据，但都失之牵强，揣测的成份居多。试想，以“不毛之地”这样一个成语，仅仅以一个用语孤证来证明所谓语素同义，“皮草”即“皮毛”，如何能使人信服？一般而言，形容势态萎弱，细如毛发，诸如毛毛草、毛毛雨、毛毛盐等汉语用法，并不能形成语素同义的结论，“毛”又如何能与“草”同义？即使人们熟悉的“毛毛虫”，虫体上确有形如毛发一般的“刚毛”，但此“刚毛”能与制作衣装的动物“毛皮”相提并论吗？此外，说“皮草”混用始于上海租界的俄籍犹太商人，也不合商业逻辑与情理。因为毛皮制品与草席并不是同类商品，二者价值更是相差太远，经营高档奢侈品的商家，怎么会冒着降低自己商店档次的风险而去既卖毛皮又卖草席呢？

    其实，纵观古代汉语用法，“草”这个字，不能仅仅从字面意义去理解为植物的“草”。“草”作为语素，有“类”的意思，“皮草”即“皮类”，是统称之义。成书于清代同治九年（1870）的《俗话倾谈》一书，记载有某君在船上向人询问“皮草”在何处采购的情景。原书中写道：“……逢人便问：‘省城至大绸缎铺是哪一间？买皮草要去哪一条街方有？’”当船上有人讥笑此人一直询问又毫无结果时，他反唇相讥说道：“我买皮草呀，你估比同买草皮么？”显然，在此处已明确交待，“皮”不可能等同于“草”，所谓“皮草”即是“皮货”，且“皮草”的售卖处早在晚清时代就有了。因为此书作者邵彬儒乃是广东四会县人，且书中记录均为广东人事，可知，晚清时代在广州各地就已有所谓“皮草行”了。而关于“皮草”，比此书更早的记载，还有著名的林则徐于1844年译述的《四洲志》一书，书中载“弥利坚设有皮草公司,派人贸易,筑有炮台保卫”。“弥利坚”即“美利坚”，可知“皮草”一词，可能来自对美国皮货外贸公司的中译；在林则徐等将这一“舶来品”在中国译述之后，二三十年间在中国广东沿海等地，“皮草”遂成外来皮货代名词。

    所谓“皮草”，即“皮货”；皮毛也罢，毛皮也罢，统一称谓而已。北尚裘皮也罢，南尚毛皮也罢，都只不过是“皮货”之一种之一款；晚清之际，“皮草”对中国南北皮货的统称之意，只是时代需求转换使然。当然，如今环保第一，“皮草”之“皮”确不能再要了，“皮草”一词也理应成为历史。但愿这个在古籍中已存在一二百年、现在也已流行了一二十年的词汇，尽快地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，仅仅作为一个语言学旧例留供研究罢。